本文以马来西亚两家主流智库最近4年来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报告、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分析马来西亚主流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变化。马来西亚两所知名智库的观点基本上都反映了马来西亚社会舆论的变化，并可以解释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变化；马来西亚有关智库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具有影响其他国家认识的可能性。

　　马来西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国家。2018年5月9日大选后，马来西亚新政府一度暂停东海岸高铁项目，让外界产生了“一带一路”建设在马来西亚遭遇挫折(pushback)的论调。大部新闻评论将这一现象的原因解读为个别政治人物出于政治斗争目的挑动国内经济民族主义，局限于国内政党斗争的视角。这种解读虽有一定合理性，但未能准确审视马来西亚社会在一段时间内对“一带一路”认识的连续性变化。事实上，以知识精英为视角则可以超越党派斗争的局限。知识精英具有专业的理性认知基础，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而其观点对政府和民间舆论均具有塑造性，并具备国际影响力，从知识精英群体中的代表——智库视角出发解读上述问题可以避免由于聚焦国内政治特别是党派斗争而造成的认识局限。

　　本文通过回顾马来西亚两家主要智库2015年以来发表的“一带一路”有关文章，分析马来西亚对“一带一路”态度的变化，为未来观察相关国家“一带一路”认识提供有益借鉴。本文选择智库为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ISIS)、马来西亚海事研究所(MIMA)。他们常年接受马来西亚有关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的委托项目，具有一定的政策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另外，这两家智库的网站上公开发布了多位研究人员的报告、新闻报道，有助于分析其观点的连续性。

　　马来西亚两所智库对“一带一路”的认识

　　上述两家智库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2015-2017年，着眼于马来西亚的发展，认可“一带一路”对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机会，并未接受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所谓的中国战略意图的解读。这一时期上述两家智库的观点与马来西亚政府、商界等精英人士的观点较为一致，都希望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机遇。

　　2015年10月，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熙江(Yong Hee Kong，音译)发文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对于马来西亚以及东盟地区的积极意义，并理性地指出，“一带一路”虽然具备乐观前景但是必须与东盟自身的基础设施发展愿景相融合才能真正发挥实际作用。2016年7月，该所高级研究员布恩•那加拉(Bunn Nagara)高度评价了“一带一路”为马来西亚带来的区域联通(connectivity)机遇，认为可以帮助东南亚地区提升经济效率。2017年，马来西亚海事研究所研究员苏玛茜•帕玛尔(Sumathy Permal)也在其文章中积极评价“一带一路”建设带给马来西亚的商业机遇。

　　这一时期，马来西亚智库对“一带一路”的担忧主要是资金筹集、地区局势特别是南海局势等问题。总体上，他们认为外界对“一带一路”项目透明度的担忧可以通过一定举措得到缓解，而对其他国家所指出的中国战略意图问题他们并不关心。布恩•那加拉非常形象地指出，在他参加的国际会议上参会代表更加关心对于“一带一路”机遇的解读而非美国、日本所谓的中国战略意图解读。

　　第二，2018年至今，对“一带一路”项目所谓财务风险和项目主导权的认识有所增加，认可政府重新审议有关项目的决定，但并不拒绝“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投资，还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新现象给予关注。对“一带一路”项目财务风险和主导权的认识反映了马来西亚民间日益兴起的批评声音，而对“一带一路”新现象的关注则体现了马来西亚精英人士对“一带一路”的认可。

　　2018年5月4日大选前夕，马来西亚海事研究所研究员陈艳玲(Chin Yim Leng，音译)在参加马来西亚制造商2018供应链大会关于“一带一路”的分组讨论时表示，“一带一路”为马来西亚带来充分的基础设施联通及其他商业机遇，但是也有一定的风险，即被强者(中国)所主导的可能性，反映出她对“一带一路”项目中中方实力的担忧，这与当时马来西亚社会的认识基本一致。但是陈艳玲并未因此反对“一带一路”，她认为应当制定收益与风险的评估机制确保国民受益。7月25日，在参加亚太贸易安全峰会时，陈艳玲再次指出“一带一路”给马来西亚带来的改善基础设施、运输网络的机遇，但是也提及“一带一路”项目中过多的中国提供的软性贷款对项目主导性的威胁。此时，参会代表对“一带一路”所谓政治风险给予较高关注，陈艳玲也表示支持马来西亚新政府上台后重新审议“一带一路”在建项目的决定。6月16日，在会见日本防卫研究所代表团时，马来西亚海事研究所研究员苏玛茜•帕玛尔表示，“一带一路”对马来西亚有益，但是她支持政府重新审议“一带一路”在建项目。6月27日，在会见美国大使馆官员时，陈艳玲表示应当制定与“一带一路”配套的综合措施确保项目可以使国民受益，而且项目方应当与公众保持沟通确保项目获得公众理解支持，她还再次强调了风险收益评估机制的重要性。

　　此时，智库的表态已经与马来西亚政府的表态趋于一致，而且也深刻反映了社会舆论的诉求，其风险收益评估机制、综合配套措施的提议对促进“一带一路”项目实施有一定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多位研究人员对“一带一路”的新发展也有持续关注。这种持续关注反映了马来西亚精英人士对“一带一路”的一贯认识以及理性社会舆论的回归，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见马来西亚政府重启东海高铁的态度。

　　2018年8月，该所研究员海莱娜•莱佳达(Helena Legarda)专门关注了中国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调解中的特殊作用，给予积极评价。10月16日，该所研究员阿里夫•伊斯康达(Alif Iskandar)发表评论，认为当时国际舆论对中马关系的解读过度夸大了冷却的一面，中马对彼此来说都很重要，双方将会根据互相尊重和互利原则发展关系。2019年1月，该所研究员约翰•奇普曼(John Chipman)还关注了“数字丝绸之路”，客观介绍其进展，并指出中国这一举动帮助中国占据了制定全球沟通网络规则的核心前沿位置。2019年4月，该所研究员麦伊•努文思(Meia Nouwens)关注中国通过私营公司减少外界所谓战略意图揣度促进“一带一路”安全的事例。

　　对中国的启示

　　分析上述变化，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通过观察智库的观点变化，可以发现政府以及社会舆论的变化并进行预防。马来西亚两所知名智库的观点基本上都反映了马来西亚社会舆论的变化，并可以解释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变化。虽然我们无法接触到马来西亚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可以影响社会舆论的反对者，却可以借助知名智库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影响能力对马来西亚社会各阶层传递声音，进行解疑释惑。

　　第二，与中国接触的智库意见较为客观、理性，其学者更容易得出理性的观点，未来应当继续加强与马来西亚方面有关智库的学术交流。中国战略学会曾在2017年5月、2018年4月连续两年与马来西亚海事研究所召开有关“一带一路”的国际会议，并在2018年11月举办南海问题会议，为两国学者提供了接触机会，而海事研究所的有关人员对“一带一路”的意见较为中性。连续发表对“一带一路”客观评价的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研究员杨熙江曾来华参加“一带一路”研讨活动。这说明，两国学者的接触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马来西亚有关智库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具有影响其他国家认识的可能性。正如前文所述，在2018年5月马来西亚大选前后，日本防卫研究所、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相关研究者、外交官都曾拜访马来西亚海事研究所探讨有关“一带一路”、南海局势等热门话题。会见中，海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介绍了马来西亚在上述问题上较为理性的观点。众所周知，日本、美国对“一带一路”、南海问题抱有较高关注，理性客观的第三国智库声音有助于降低他们对该地区局势紧张的预期。客观而言，海事研究所的观点有助于协助中国构建在该地区的稳定状态。(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